6月是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在这个仲夏之际，高考考生通过填报志愿选择将要入读的专业，高校毕业生（从本科生到硕博士研究生）通过投递简历向招聘者介绍所修专业，以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什么是专业，或者说一门学科是什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诸多学科纷纷诞生，知识的古典时期也就此结束。研究对象、方法论和基本假设得到重新界定。自此，专业化成为诸学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让学生接受一门学科的专业训练，以一技之长谋生成为高校培养学生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也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它们塑造了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可能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视角。其发生的具体过程，当然因学科因个人而异。
我们策划“我和我的学科”专题，第一期由文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高校教师，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和我的学科”。他们既谈这个学科是什么，也谈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学科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们在教学中产生的对于本学科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本篇为杨敏谈社会学。
“我做了十年社会学学生，又做了二十年社会学老师，要介绍社会学这个专业，心里还是非常忐忑不安，担心自己难以胜任。不过，我无意于扮演社会学专家、招生官或志愿规划师的角色，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学习者和工作者与读者分享一下我的社会学求学与教学经历和感想。
展开剩余93%另外，我也访谈了我所在学院几位毕业多年的本科生，从学生的角度展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专业价值。”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0日专题《我和我的学科》B08-B09版。
第一期“我和我的学科”专题已推送文章：
（3）
撰文丨杨敏
杨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1994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2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于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武汉大学任教至今。2010年入选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学术文章见《社会学研究》《社会》等。
从迷茫到“从悖论中提问”
从偶然入行到系统深造，我的社会学之路始于迷茫，终于蜕变。
我选择社会学专业纯属偶然。我于1994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美学专业，因病休学一年，第二年重新入学时美学专业暂停招生，系办让我在哲学和社会学两个专业之间选一个。我在茫然无措之际听从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同学的建议，选择了社会学，就这样稀里糊涂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时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印象最深的是哲学系同学的一句话：“哲学研究形而上的问题，社会学研究形而下的问题”，暗含了高下之分。当年武大哲学系好比行业泰斗，而社会学系则是入门新手。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社会学系自1952年专业取消后刚刚开始重建的时期（关于社会学重建的口述史可参考周晓虹等编著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版）。武大社会学系算是全国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建立社会学系较早的高校之一。我本科阶段的学习乏善可陈，每天按部就班上课，因为听课认真，笔记做得很详细，考试成绩不错，无意中为后来的保研做了铺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大学校园氛围很是宽松，为学生们提供了自由探索和多元发展的机会。
《重建中国社会学》
编者：周晓虹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
硕士学习阶段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对我影响至深的恩师——周长城老师。周老师有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人格魅力，不仅对我们言传身教，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和帮助我们步入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周老师有次邀请了社会学界几位知名学者来武汉大学参加他的一项有关生活质量研究的课题评审会，安排我们几个研究生参与会务和接待工作，其间有一项活动是陪同评审专家们坐大巴去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在大巴上我看到有个专家身旁有个空位，于是就斗胆坐了过去，才发现这位专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老师。看起来有几分威严的沈老师竟然和蔼可亲，一路上跟我聊起经济社会学研究和清华社会学系的情况，令我心生向往。
2002年我考入清华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沈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成为郭于华老师的学生。沈老师、郭老师以及孙立平老师三人是好友，也是清华社会学系的学术搭档，在我看来他们三人组是国内社会学重建以来最好的团队。三位老师对待权力和名利始终保持警醒与疏离，对待学生和普通人却非常仁爱与宽厚。
《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
大学生轶事 (1987)清华三年学习时光弥足珍贵，这里学术氛围浓厚，三位老师共同指导，同学们互相学习，我也渐渐触摸到了学术研究的门道。首先，知道了如何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孙老师开创了一种提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从悖论中提问题。他经常说我们的社会运作呈现两张皮的特点，一张皮是纸面上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另一张皮是社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制度文本和实践运作之间为什么发生背离。郭老师的学生郑广怀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从悖论中提问题的典范：2000年代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保护日益完善，为什么现实中农民工尤其是伤残农民工的处境却依然不利，维权道路艰难？他揭示出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制度连接机制使伤残农民工遭遇了与赋权相反的剥权过程。
沈老师的经典名句是“社会学研究就是讲一个故事，说一个道理”。这个“说道理”就是通过故事的叙述提出一个独特的理论解释。他经常拿他的学生唐丽关于河北卷烟制假案的地下经济网络研究举例。当唐丽兴奋地告诉他她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对这个地下制假贩假集团进行调查和访谈时，沈老师微笑着问了一个问题：“so what?”在反复追问和打磨下，唐丽最终通过这个地下经济网络的构建、扩张和收缩过程，回答了社会网络研究中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社会网络从何而来？这两篇硕士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
其次，学会了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我写硕士论文时自己跑去社区发放了500份问卷，运用了简单的定量分析方法，做了一项武汉市不同阶层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由于定量方法学得不精，发放和填写问卷过程中遇到诸多无法完全遵从科学原则的问题，写作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解释时有勉强之感，导致我对定量方法望而却步。到了清华，发现可以采用参与观察、访谈法、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去写论文，我顿时有种海阔天空的感觉。看郭老师写的《心灵的集体化》，她和孙老师合写的《“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等论文，采用的都是民族志、口述史、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感到既有趣又深刻。
社会学的学科特征是分析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是1990年代单位制解体以来城市基层建立的社区实际上如何运作，居民为什么要进行社区参与。我断断续续在武汉一个社区做了8个月的田野调查。其实真正进入田野后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每天都去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做一名无聊的局外人，局促不安地看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忙忙碌碌。我也会去这个社区的不同区域游走，像一个孤独的幽灵在社区游荡，看到有人出现，就赶紧凑上去搭讪。郭老师对我整个田野期间的心理焦虑和伦理困扰进行了及时的疏导和指导。这段田野经历让我体会到了要做一个好的质性研究也不是那么容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清华的第三个收获是学习怎么写论文。三位老师经常说不要写成“片儿汤式”论文（意为言之无物的论文）。跟我们同年入学的毕向阳，文笔成熟老练，表达精炼厚实，成为我们效仿的标杆。逻辑严谨、切中要害的文字表达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而理论解释上能洞察出普通人日常生活如何与宏大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结构之间发生关联，乃至提出自己的学术概念，是老师们对我们的更高要求。提出能准确概括现象、关系或过程的实质特点的学术概念，是学术论文最难的部分。虽然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但至少让我知道了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我学习怎么做社会学研究的经历。二十年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获得了精细的发展，但回首2000年代清华社会学的学生培养和学术训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与那个学术时代一起，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教”“研”
2005年我从清华毕业，回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当了一名老师。全国各大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在学生培养方面可能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会包括三大板块：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和社会学实践。
第一，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系列课程，包括从社会学理论延伸出来的各社会学分支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社会学视角看待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所谓社会学视角，就是从社会结构因素来解释个体行为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三个社会结构因素包括城乡、阶层和性别。比如，对于越轨行为，通常人们会从越轨者本身的动机来解释越轨原因。但是，如果从大量越轨行为中发现越轨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缺少受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那就可以判断越轨现象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阶层结构造成的。
《少年的你》（2019）剧照。
当然，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社会学理论不止一种理论解释。如上面的越轨结构论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而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则提出越轨互动论。贝克尔认为越轨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不是由某种先在的社会结构决定。这个互动过程既包括规范制定者对越轨者“贴标签”的过程，也包括越轨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向特定的群体学习越轨的过程。社会学理论呈现众多流派，但共同点是从群体或结构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行为。因此，具备社会学视角的人往往能看清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处境与困扰，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产生理解与包容，具有较强的共情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7月4日—2003年2月23日），著有《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等。
第二，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的推论和解释不能仅凭人的主观臆测，而需建立在数据资料支撑之上，因此社会学发展出了复杂多样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包括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或质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侧重于将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转化为数量形式，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定性研究方法则侧重于了解人们对于行为或事物所赋予的主观意义，揭示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社会学方法不仅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中，还广泛运用于市场调查、政府项目运作、新闻报道、社会政策制定等多个领域，为多元化职业规划打下基础。
第三，社会学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除了理论和方法课程体系，许多高校的社会学院系，包括如今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还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地调查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学生在实地调研中，能够将书本所学的理论与方法投入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切实接触不同社会群体，了解社会的真实运作，感受宏大的结构、制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具体关联。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我的观察，本科生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专业黏度高的学生，他们往往出于好奇和热爱选择了社会学专业，专业认同度较高；第二种是专业黏度中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专业分类没有特别明确的偏好，学习态度是随大流；第三种是专业黏度低的学生，他们往往是被调剂到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会将兴趣转移至其他专业。
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我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对社会学专业感兴趣、愿意与老师交流想法和困惑的学生，我非常乐意给他们提供指导与支持。对于没有明确目标和未来规划的学生，我会提醒和鼓励他们去进行各种尝试，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游离于社会学专业之外的学生，我也会给予尊重与理解。在不影响毕业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自主规划，去学习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学习场所，学生可以集各专业之所长，而非被专业画地为牢。
由于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制，老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往往更密切。参照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我组织了研究生读书会。我们在读书会上交流阅读体会，切磋调查经验，分享研究困惑，建立情感支持。50后一代社会学家肩负着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有一定的学术自由空间，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学术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项“志业”。如今学术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时刻面临各项量化指标的考核与评估。即使抛开外在的制度环境，学术本身也存在专业精神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内在张力。
《城中城》
作者：[美]素德·文卡特斯
译者：孙飞宇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美国社会学者素德·文卡特斯在《城中城》一书中坦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了一场“学术的祛魅”，引发我们的强烈共鸣。但在读书会上各种吐槽和调侃过后我们仍然积极投身于自己所做的研究。个中原因在于，我们仍然认为社会学是一个让我们与陌生世界发生切实联系的不可多得的工具。它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走进他人的生活，增进对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群体的了解，消解冷漠与偏见。
在社会学内外：
三个毕业生的故事
从我的自身经历出发，我认为高校社会学院系更偏向于培养学术型人才。可是对于众多走上非学术道路的学生而言，社会学有什么用？为此，我对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毕业的六位本科毕业生进行了访谈，并选择了其中的三位，通过他们的故事与回答来探讨社会学的专业价值，以供有需求者参考。
小叶是一名女生，是武大社会学系2011级本科生，2015年被保送至上海某大学传播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在北京某知名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后参加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两年前转行到武汉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民商事律师。
小叶表示选择社会学专业的初衷是因为当时的兴趣以及做学术的理想。她在中学时期阅读了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觉得这个学科很好玩儿，很有意思，也很接地气，很符合她当时希望走出象牙塔、“系统性理解人类社会”的强烈兴趣。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阐述。宏观角度上，她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社会学就是研究‘地球Online’这个大型开放世界游戏的运行机制和底层代码，比如为什么有人能开局抽到‘SSR’（社会资源），有人却被困在‘新手村’（权力分配）；社群文化（亚文化）怎么影响游戏进程（阶级流动）和玩家体验（文化认同）。”微观角度上，她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给人们提供了突破惯常思维和认知框架的机会，得以从寻常现象看到背后的深层逻辑。
《头号玩家》（ Ready Player One，2018）剧照。
当被问到从社会学学到了什么，小叶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硬技能方面，她通过社会学专业学到了基础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例如科学地设计和分析量表、访谈问卷等。软技能方面，她认为社会学专业培养了她对社会现象深度思考的习惯，强化了结构化思维的能力，提升了对于社会趋势的洞察力。小叶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社会学的专业意识对她的工作的影响。她说她在律师工作中会非常自然地关注到某些边缘群体的诉求，并且总结出这类群体的共性特征，从而通过产品和策略设计结构性地解决问题。不过，她也坦承社会学专业不足的一面，那就是由于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具体技能型的专业，培养的是综合能力，所以这也让她少了在某一专业领域持续深耕的体验。
小林是一名男生，也是2011级本科生，大四去台湾一所大学交流了半年，2015年毕业后曾在某知名家电公司工作，八年前转行至教育培训行业，在武汉担任高中数学老师和初中数学老师。
小林选择社会学专业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社会学专业不是他的第一志愿，而是作为备选的第二志愿。他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新闻学。当年的新闻学很热门，他没有被录上。他感觉社会学属于大杂烩类型，有研究结构的，有研究文化的，有研究政治的，还有研究宗教的。他觉得杂一点也好，更容易适应社会变化。与小叶一样，他也认为社会学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研究社会的。他更喜欢微观社会学。他说他一直记得“拟剧论”，讲的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依照角色规范和要求来“扮演”。他也很喜欢《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从微观的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变化，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子。小林认为自己从社会学学到了一种从微观事件反观宏观时局的思维。他觉得这就是深度思考的能力。他还记得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刘燕舞老师在课上说，大家平时没事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随手记，随性记。于是他整整记录了10年微博。
被问到社会学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时，小林说了几点。第一，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他提到了“守门人”的概念。刚开始做补习班的时候，除了在校门口发传单，他还会特意去接近一些“守门人”，比如说在校老师、书店老板、家委成员，包括一些“活泛”（武汉话，意为头脑灵活）的大爷大妈和门卫师傅。在他看来这些“守门人”不分贵贱，都连接着各种资源。
第二，对自我阶层和价值的认知。他说社会学人更容易明确自己所在的阶层，务实、不幻想。普通人不必去追求书中的阶层跨越，只需要通过每一天的努力，去冲击自己阶层的上限即可。他还提到，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学人知道自己的本位和上限，内心也会豁达很多。
第三，就是实践的思想。“我刚毕业的时候，去的XX西南分公司，总部有要求，经常一个人在四川、重庆的孤山野凹里跑，走访各个零售门店。后来我自己开补习班也是如此，顶着名校光环去校门口发传单，拉不下脸；有些小孩把厕所搞堵了直接用手来掏；有时候停电了，连忙去买蜡烛，接着上课；有时候出门上一对一，车胎爆了。这些都是生活里的大问题、小问题，但是只有去实践，并且做成了，才会有踏实感和成就感。”
最后一位小杜同学与大多数社会学专业学生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小杜也是一名男生，是2007级本科生，2011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后来自学写代码，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现在武汉创办了一家自己的互联网公司。他就属于在大学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学习的那类学生。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图为1991年，费先生在河北广宗大东村农民家了解竹帘生产情况。图片来源于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小杜报考社会学一半出于兴趣，高中读了费孝通的书，了解一点社会学，一半出于现实考虑，他的分数不够热门专业经济学。他对社会学专业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社会学的合法性确实值得质疑，太广而宽泛了，不如研究一个领域，例如社会机构和社会分层，或者社会福利等等。需要在一个领域有真正的建树和影响力，这个学科才能起来。”
小杜本科毕业后从文科专业转向工科专业，创办了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因此他对专业的看法是“开放的心态，多学科包容，不给自己设限”。他提到社会学对他的影响在于有更多的视角看待各种问题。不过，他也指出这个视角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可以提供，不局限于社会学。对于高考填报志愿的建议，小杜指出如果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优先选择理工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文科除非特别感兴趣，社会学和文史哲都是不错的推荐选项。小杜特别强调在专业选择上兴趣第一，多花点时间认识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以上三位同学在毕业十余年以后，发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实践特色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直产生着影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社会学的专业价值体现在可以帮助他们在复杂结构中进行自我定位，在人生任何时刻都勇于开启新生活，追寻梦想，实现自我，服务社会。当然，他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社会学专业只是他们的人生起点，获得终身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与自由转换职业的能力，比专业本身更重要。
一门学科的“变”与“不变”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如何运行的学科，既为我们提供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去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价值关怀去构建更为公平、包容的社会制度。通过我的求学与教学经历，以及三位毕业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作为结语，谈谈我对社会学近些年发展变化的一点思考。
社会学的使命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过去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如今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向信息社会和人工智能社会的转变。社会学近些年在经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方法技术上也有很大的突破。
《逆行人生》（2024）剧照。
社会学经验研究拓展至诸多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新兴经济模式（如电商经济、平台经济、直播经济等数字经济）、新兴职业群体（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新兴消费模式（如网购、共享经济消费等数字消费）等，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在方法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应用推动了数字社会学、计算社会学与人工智能社会学的兴起。这种技术驱动的研究范式，不仅提高了数据分析的效率，也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提供了新的工具。不过，面对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争议等问题，社会学需要保持警惕，揭示技术权力带来的不公与风险。
不管技术如何进步，社会如何变迁，始终不变的是，人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在群体中获得身份认同、情感支持与生命意义。社会学将继续以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为核心关切，通过批判性反思与实证研究，引导未来社会在技术革新与结构变迁中坚守人文关怀，避免异化与不平等，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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